足乎己而无待于外——我们都需要向内探寻真正的力量
可能于每一位读书人而言，对陶渊明的熟稔仅次于李杜。而这种熟悉甚至会贴上种种标签：我们看到“菊花”会想到他，看到“田园”会想到他，看到“五斗米”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他，似乎他就成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代名词。而在这些标签之下我们能否透过千年的层层迷障离那个真实的灵魂近一点、再近一点。
想来我对陶渊明的认识，虽谈不上达到看山看水的三个阶段，但随着年岁与经历的增长确实出现些许变化。初中时随着老师咿咿呀呀的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摇头晃脑的背“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听着老师滔滔不绝的解读：“陶渊明因厌恶官场的虚伪和奸诈，最终选择弃官，归隐田园。”那时的我刚接触古典文学作品，正是对历史上一系列开疆拓土、定倾扶危而九死无悔的仁人志士顶礼膜拜，面对隐士则出于尊重却并不认同的态度。毕竟自己太小，十二三岁的年龄未尝知道世事之艰险。认为身处浊世就应该只手补天，澄清宇内，去做儒家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壮举，方不负为人一世，故而脑海中总有个“隐居”难道不是一种逃避的蠢念头。
后来，高中学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看到课本上援引了鲁迅的一句评价，说陶诗并非“浑身静穆”也有“金刚怒目式”的时候。这倒是为我展现了陶渊明的另一面，原来他不单单是喜欢饮酒采菊、髙卧东山，竟也是钦佩和向往那些古时为国为民的先贤勇士。记得课本上引了一首《咏荆轲》来论证鲁迅的观点：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当时我将它工工整整的誊写在自己的随笔本里，因为实在是喜欢“君子死知己”的纯粹与重托；喜欢“萧萧哀风逝”的淡远与怅然；喜欢“飞盖入秦庭”的意气与豪情，然而最令我念念不忘的还是最后那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是了，中国人的生命有时不以肉体的存亡为度量，那些越历千载，仍熠熠生辉令后世不忘的名姓，源于他们生前所留存的精神意志一直在这片热土上回荡传响。在这首诗中我看到的不再是“不知魏晋”的桃源遗客，反而让我联想到《古诗十九首》中“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昂扬有为；想到曹植《白马篇》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壮进取，好像看到了建安时代的悲凉慷慨。
于是到了大学，开始在古代文学的大门外徘徊摸索，便了解到更多“金刚怒目式”的陶诗。如“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如“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又如“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再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这些诗句的背后俨然是一位仗剑行千里，为国不谋身的儒士。但这些志向永远定格在少年时期的追求上，却并未成为最终梦想的实现。所以当时的我认为，多年后已隐居山林的陶渊明依旧孜孜写出年少时的梦，想来这已成为他此生不容忘却的执念。于是在我心中，陶渊明的形象悄然发生着改变：他不再是那个朦胧缥缈，不染凡俗的山中高士。反而对他多了一丝共情——原来他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受着要“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儒学影响，几番努力挣扎却终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原来他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有梦想，有妥协，有不甘，有绝望。于是他的面目不再模糊，反而亲切了起来。
但如果仅仅将陶渊明类比为历史上许多壮志难酬的人物中的一员，这就是消解了陶渊明的独特性与伟大。他固然有平凡人的哀愁，但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自是有于平凡中超拔的精神力量。
陶渊明生于东晋末期，那是个动荡不安又吏治腐败的时期。可以说神州大地自东汉桓、灵以来一直到隋、唐的建立，这漫漫三百余年始终被黑暗所笼罩。前一百年的三国纷争，英才辈出，虽有不少追名逐利之流，但邦域之内仍有承继着建安风骨的人：有写出“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曹操；有于危难之际仍不忘百姓，不忍弃之的刘备；亦有直言“一夫有死，皆亮之罪”的诸葛亮......正是他们高擎火把将幽暗的乱世点亮几处光芒，同时也令更多有志之士追随在他们的身旁，为着早日结束战火连连的世道而呕心沥血。但上天给百姓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令三国归于晋。本以为要给人民带来统一，带来和平发展希望的晋朝却再次上演割据纷争、群雄并起的旧事，甚至出现了五胡乱华的灭顶之灾。
生活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再也看不到汉末三国时的英雄为解救百姓苦难而登车揽辔，义无反顾的昂扬精神。所以，在那个风雨如晦的下午，阮籍独自一人驾着车驰行于道陌，耳畔剧烈的风敲打着车帷和单衣，他却浑不在意，仍旧肆意狂奔在路上，仿佛要冲破一种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桎梏。但最终，他还是停下来，迫使他驻马的是眼前那一片悬崖峭壁。天地之大，无路可行，无处可去。阮籍踉跄下车，伏地痛哭。他哭的何止是穷途末路，更是在哭这个时代已经无人在意仁义礼信。他其实也有的一腔赤诚该抛洒于何处？
陶渊明五度出仕，却又五次辞官。孟子曾有言：“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就是说出仕为官不是为了改善贫困的生活，而是为了弘道，但有时确实是因为贫穷。这句话完全可以涵盖陶渊明的为官动机。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因家道贫困，出来做官，担任州祭酒。“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晋书·陶潜传》但因为不能忍受官场的烦琐，不久便辞职归家，后来州里征召他为主簿，依然不就。可见事务繁杂，整日忙碌于笔墨之间的文书之职并非陶渊明理想的职位，但他的心中也有“报君黄金台上意”之情。于是，赋闲七年之后，陶渊明选择第二次出仕，成为了桓玄的参军。此后，他时官时隐，辗转于刘裕、刘敬宣的幕府之中，做他们的参军。陶渊明能为这么多枭雄参谋军务，既可见其军事上的才能又能看到他心中想要有所作为的志向。然而，战争频仍又时无英雄的东晋末期，所谓高门显族、豪强大家不过是以靖乱为名而行挟主自立之实。桓玄威逼晋安帝禅位，自己接掌玉玺成为皇帝，立国号为楚。但这把抢来的龙椅还没坐热，他就被刘裕的征讨之军推翻了下去。然而刘裕并没有周公、伊尹之志，他凭着自己的战功在东晋总览军政大权，被晋安帝拜为丞相。但他却并不满足于此，终在永初元年（420年）代晋自立，创建了刘宋王朝。所以陶渊明的报国之情如何能托付在这些掠夺人口、抢揽大权、相互倾轧的诸侯身上，只能是在一次次的失望之后选择罢官。
但与阮籍“穷途之哭”所带来非常直观且强烈的痛苦有所不同的是，陶渊明“欲有为而不能”的背后除了现实的无奈，更重要的是一种认清内心，执着向道的坚定。在这样一个政治黑暗、战争频仍、礼崩乐坏的时代里，窃国者割据土地，肉食者追名逐利。每个人皆有所求，而这所求的功名权势、富贵荣宠，皆来自于外，总有被夺去、失去的可能，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便又陷入是非斗争的漩涡里，无穷无尽，不得安宁。所以陶渊明说“这些世俗之人还自以为很聪明，很有手段，很荣耀，其实他们才是愚蠢、堕落的”。
于是陶渊明在最后一次出仕，仅做了八十余天的彭泽令之后，毅然决定遵循内心永恒的“道”，去保持自己的清白和操守。这个“道”不是物质利益和名誉的满足，而是从名利、虚荣中解放出来，让内心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陶渊明的隐居南山绝不是消极避世、冷情厌世，他的《归去来兮辞》也不是因无法立足于官场而无可奈何之作。恰恰相反，陶渊明的伟大就在于他的直面，他的真淳。在杀伐篡逆如家常便饭的晋宋之际，多少人为了虚名浮利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浑浑噩噩的活着，而陶渊明却敢于在自己的田园里用自己辛苦的劳动换得内心真正安宁。叶嘉莹说陶渊明所追求的是“内心的智慧、平安和快乐，不是为了追求之后得到什么报答，也不是为了死后得到什么赞美”。也恰如北宋诗人陈师道所言：“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是了，其实陶渊明并不是为了成为伟大的诗人、高风亮节的隐士，为后世传颂而存在。他的一切所言所行，皆出自内心的驱使，只有使内心不断生长，才有可能超脱人世之间的盛衰、祸福、进退、得失。
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说“足乎己而无待于外”，意思是你自己就可以满足，不需要外界来满足你。向外追求要依赖太多不可控的外界因素，最后很有可能是茫然若失，一无所得。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求变、求新，充满着感官刺激的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能否从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发现真理，真正做到向内探寻，从而不被无边际的娱乐、无底线的庸俗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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